六十七军在东北那可是大名鼎鼎。不光是因为他们打仗厉害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抗日时特别坚定果断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会儿，王以哲手下的这支东北军的顶尖部队，也就是当时的第七旅，愣是没听那套不抵抗的指令。在参谋长赵镇藩和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的带头下，他们跟进攻北大营的日本鬼子干了一仗，打得挺狠。到了1933年，长城抗战和冀东那边又开打了，军长王以哲带着六十七军的一〇七师、一一二师这些部队，在古北口和滦河两边大展拳脚，给东北军挣足了面子。
但这支队伍在1935年被调去陕西打红军，结果一一〇师整个师被红军消灭，一〇七师的六一九团也全没了，团长高福源还被抓了起来。这一仗让张学良少帅对打红军的想法有了变化。他先派了王以哲去跟红军谈，后来他自己也出面了。被红军放回来的高福源团长，在劝张学良和红军联手抗日这事儿上，可是帮了大忙。
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六十七军被调离了西北，他们被派到了安徽的阜阳、涡阳，还有河南的沈邱、界首这些地方。军队进行了重新编排，一一七师和一〇七师合并了，一一五师也并入了一〇八师里。
1937年5月份，差遗二队这个由学兵们组成的队伍解散了，只有一小撮人没被遣散，共产党员刘家语就在这留下的少数人里面。没过多久，他和谢东平、郑里坚这些同志就被调派到了六十七军。
刘家语被安排到了驻扎在信阳的一零七师，那里的师长是金奎璧，长得又高又壮，一看就是个地道的东北汉子。等刘家语去向他报到的时候，金奎璧师长说：“听说刘先生你是东北大学的高材生啊（这是刘家语用来掩人耳目的身份），还会写文章，真是太好了，欢迎你！”
金师长接着讲道，咱们这部队的纪律风气实在是太差了。士兵们碰到长官在街上，居然直接转头就走，这像什么话！真要是有了紧急任务，这样能带得出去打仗吗？必须得好好整治一下这股歪风。你今天晚上就给我起草一份整顿纪律的命令。
刘家语很快就意识到了，金师长这是要考考他。王以哲将军以前带兵那可是出了名的严，他手下的师，军纪肯定不会差。他虽然写过不少文章，但像“训令”这种格式的文件，还真没动过手。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把任务接下来。后来，他突然想到个主意，跑到师部书记官那儿，找了一本《公文写作指南》，照着里面的“训令”范文，依样画葫芦，熬了个通宵，赶出了一篇。
选文采用了那时候官方文件里常用的半文半白的句式，就是那种四六句，这种方式正好能让他多年在私塾里学的文言文派上用场。
第二天早上，他早早就把写好的命令拿给师长看看。师长瞅了一眼，夸他写得不赖，就说：“要不你就在师部干文书吧！”
刘家语干的这个活儿是司书，归师部书记官管。他的活儿主要就是帮师部写文件，还帮着书记官看好师部的公章，另外还得管着团以上军官护照的发和收。那个书记官，五十多岁，身子骨和精神头都不行，写东西也一般般，所以写文稿的活儿就全扔给刘家语了。书记官呢，也不细看，直接盖个章就给师长过目，师长说一声“行”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这样一来，刘家语手头就宽松多了，干起他的地下工作也方便。他赶紧把自己的情况跟上面说了，盼着能快点儿跟部队里可能已经有的共产党员搭上线。
可情况突然有了大变化，刘家语到一〇七师才一个多月，就赶上了那个轰动全世界的七七事变，抗日战争就这么全面打响了。六十七军接到命令，火速赶到津浦路北线战场，死死拦住沿着子牙河南下的日军中岛今朝吾师团，跟他们拼了命地打，给了敌人狠狠一击。
9月20号那天，二十九军右翼撤了，六十七军就被晾在那儿了，成了孤军奋战。打了三天硬仗，冒门、东马村这些地方的守军，好几个营都快打光了，阵地眼看就守不住了。虽然又赶紧调兵遣将，反复冲锋了好几次，但都没能夺回阵地，最后实在是没办法，也只能选择撤退了。
9月末，六十七军收到第一战区的指令，他们先到献县，然后又急匆匆地跑到邯郸，跟商震部一块儿，帮助其他参战的部队安全撤离。
商震的部队只剩下个骑兵团，因此情况又跟津浦前线那会儿差不多。到了10月5号，六十七军又只能靠自己，硬着头皮对抗日军土肥原师团的大批人马。他们只能一步步往后撤，边打边掩护，虽然让敌人吃了不少苦头，但自己也损失很大，慢慢就顶不住了。因为没有商震部队的支援，最后只能往南撤退。
这次在华北的战斗里，东北军的五十三军看到二十九军撤退后，他们也跟着没打仗就撤了。不过呢，全军最后面的六九一团表现特别勇猛。尽管已经被敌人包围了，团长吕正操还是带着六九一团掉头回了冀中地区。他们后来改组成了人民自卫军，变成了共产党管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里的一支重要队伍。
在津浦线和平汉线北段的激战中，六十七军始终冲在最前面，经常单独对抗敌人，损失非常大。他们虽然拼死阻挡日军，为友军撤退赢得了宝贵时间，立下大功，但却被那些只想着保存实力、不是逃跑就是躲藏的人指责。为此，军长吴克仁亲自跑到南京，讲述华北前线的真实状况，希望不再受第一战区的指挥。蒋介石答应让六十七军加入淞沪会战，于是他们又一次上演了单独作战的英勇场面，而这也成了六十七军作为一个整体部队的最后一次战斗。
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一直打到了10月底，咱们中国军队开始有点吃紧了，转为了防守。到了11月初，日军第十军突然在杭州湾登陆，一下子就拿下了金山卫，还想攻打松江，想断了咱们的后路。就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候，六十七军接到了命令，火速赶去支援松江。他们跟守在那儿的保安部队还有四十军一起，硬是挺了三天。
6号那天，六十七军的战士们不顾大雨，从白鹤港、安亭这些地方加快脚步往松江赶。刘家语他们一〇七师也在那天抵达了松江的南边，他们沿着黄浦江北边摆开阵势，在金鹤浜、米市渡、得胜港这些地方都布置了兵力。他们跟大约500名已经过河的敌人打了起来，一直打到晚上。最后，成功地把占领金鹤浜、夏兴浜、张家村的敌人给赶跑了。
吴克仁军长带着六十七军军部和一〇八师，6号晚上抵达了松江。王公屿手下的保安队，还有郭汝槐带着的四十军，人数已经少得可怜，就剩几百人了。他们一看我们这支东北军，装备好、队伍整齐，士兵们一个个精神抖擞，立马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。
很明显，守护松江的重担主要落在了六十七军的肩上。
7号一大早，日本鬼子的飞机和大炮就对六十七军的阵地开始了猛烈的轰炸。紧接着，他们的步兵也全面冲了上来。西门外的阵地情况变得非常危急，吴军长赶紧跑过去指挥战斗，还亲自带着士兵们反击，最终成功地把攻到西门的日军给打退了。
下午时分，敌人的帮手来了，他们马上又发起了猛烈的全线冲锋，那攻势真是又猛又急。
然而，六十七军和他们的兄弟部队豁出命来争取到的时间，却被上面的指挥人员给糟蹋了。到了8号那天，淞沪会战输得一塌糊涂已经成了明摆着的事儿，从上海逃跑到昆山的路上，挤得满满当当的都是撤退的士兵。可即便如此，六十七军还是铁了心要和四十军、保安部队一块死守松江。
为了达成“坚守三天”好让大部队安全撤离的任务，三支拦截队伍豁出去了，拿命来拖延时间。每一刻，都在流血牺牲！到了8号晚上，守城的战士们几乎全打光了。
这时候，日军已经把松江城的东门、西门和南门都给围住了。为了不让指挥部也被困在城里头，吴克仁、郭汝槐、王公屿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让城里剩下的部队从北门冲出去。
虽然离开了松江城，但六十七军仍然被敌机紧紧咬住，不断遭遇敌机的追踪和扫射。到了白鹤港，他们正忙着搭浮桥，敌机又飞过来轰炸扫射，紧接着日军的追兵也迅速逼近。在密集的炮火中，军长吴克仁不幸中弹身亡。
松江之战，算是咱们军队大规模撤退前的最后一场硬仗，因为这场仗是在上海城外打的，所以那时候的新闻媒体都没怎么。更气人的是，国民党军政那边，为了掩盖自己在淞沪会战，特别是最后关头撤退时指挥得一塌糊涂，不光没夸六十七军一句好，反而变本加厉地诬陷这支英勇抗战的部队，说他们“突然逃跑，让全军吃了大亏”。他们还造谣说军长吴克仁投降了敌人。好在，有王公屿这些亲身经历过松江之战的人站出来说话，一直争到1989年清明节，台湾当局才把吴克仁将军的牌位放进忠烈祠里。
在淞沪会战里，跟着这支队伍没了命的，还有好多共产党员和那些受我们党启发的先进年轻人。像郑里坚同志，再加上戴汝斌、石以堪这些学兵队的兄弟，都在这场仗里献出了生命。
靠着在地下战线摸爬滚打多年的经历，在抵达淞沪战场前，刘家语从报纸、广播里已经察觉到：上海各界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，还有给前线送物资、救助难民这些活动里，咱们党的地下工作者肯定出了不少力。
后来他得知，像潘汉年、李克农、刘晓、张劲夫、赵朴初这些人，还有刚从牢里出来的曹获秋，这些人都是我在华东和北京共事时认识的同志和朋友。那时候，他们在上海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忙着搞救亡宣传，支援前线，还有救助那些受难的百姓。
那时候，中央派了张爱萍带着吴克华、余立金、彭林这些军事上的大将去了上海，他们确实忙活了不少事儿。但在淞沪会战那会儿，真正冲到前线，和日本鬼子正面交锋的共产党员，估摸着也就我们几个被安排到国民党队伍里头的。
留在松江城的少量军队在8号晚上为了不被敌军围住，不得不撤出城外。而另一边，六十七军的两翼队伍在8号晚上一直硬着头皮跟敌人干仗，死守防线。但士兵们死伤惨重，衣服湿透，肚子空空，又冷又饿，力气都快用完了。好多地方都被敌人攻破了，六十七军虽然想再拼一把反攻，可实在太难了。到了9号早上，全军撤退时，敌我双方的阵地已经混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的了。
那时候，一〇七师的指挥部没个固定窝儿。打了三天三夜硬仗，大家都累得不行。到了8号晚上，刘家语就在青浦县一个小村子的空地上，靠着堆稻草睡着了。9日一早，他被一声巨响给震醒了，睁眼一看，自己的顶头上司那个书记官，还有指挥部其他的人，全都不知去向了。
他赶紧把师部的印章和一些关键资料打包好，跑到村子口一望，满眼都是正在撤退的兵士，说师部已经往西南跑了。负责断后的队伍也开始往后撤了。他二话不说，赶紧朝那个方向追去。
路上碰到几个零散的士兵，一瞅见他是师部来的，就跟着一起走。一行人匆匆忙忙走了大概七八里地，碰到一条挺宽的河，河面上有座桥。他赶紧跑到桥上往前一望，糟糕！对面一队日本骑兵瞅见他们了。奇怪的是，那些骑兵没骑马冲过来，反倒是下了马，端着枪就朝他们奔来。
这时候，刘家语心里头最挂念的就是得保住师部的关防，不能让敌人给抢了去。他脑子一转，赶紧甩掉背包，溜到桥底下，把外套一脱，就揣着个公文袋，里头装着师部关防、师长的章子，还有团长们的证件啥的，再带上手枪，一头扎进河里，顺着水流往边上漂，这样敌人就搜不到他了。他在冰凉凉的河水里头使劲儿游了老半天，估摸着有两三里地了，瞅见两岸没啥动静，这才爬上岸来。
往回撤的时候，刘家语亲眼目睹、亲耳听见，因为没有安排好撤退，结果变成了大乱逃。好多部队都挤在那几条小路和桥上，成了敌机轰炸扫射的活靶子。这让他对上面的指挥乱成一团火冒三丈，六十七军他们好不容易在松江拼死拼活争取到的时间，就这么被糟蹋了！
后来，有专业人士评估，在淞沪战场上，国军有很大一部分伤亡，差不多有一半，是因为没有防空手段，被日军的飞机给炸的。刘家语根据自己的实际经历来说，虽然不能确切说有一半那么多，但在战斗快结束时，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伤亡，是在撤退时乱糟糟的，被敌机轰炸扫射，还有因此引发的混乱给害的。
他踏上寻找师部的旅程，首站抵达苏州。只见满大街都是逃散的士兵，店铺大门紧闭，想找点吃的喝的都难。他明白不能顺着敌军往西跑，便绕过太湖，改道西南，费了一番周折，最终抵达江西的浮梁。这一路上，他又陆陆续续碰上了自己师里的散兵，大概百十号人，于是带着他们一起经过九江，返回信阳。那会儿已经是12月底，天气冷得要命。
刘家语一路上瞧见的，尽是乡下荒凉，城里破败，老百姓过得那叫一个苦。他又琢磨起那些战场上牺牲的战士，还有无家可归的老百姓，心里头压得慌。他左思右想，觉得自己离了党组织，孤军奋战，工作也难展开。再说淞沪那一仗，六十七军，特别是那一〇七师，元气大伤，能不能重建都是个问题。在这儿耗着，怕是也难有出息。他打定主意，要离开这部队，去找党组织，去那些能让他为重建家园出一份力的地方。
师长已经回到信阳的大本营了，听说他是在刘家语那边的河边，被几个手下架着游泳逃出来的。刘家语跟师长汇报说：师部的防守物资和你的印章都拿回来了，团长们的证件也都还在，你赠给我的那把左轮手枪也安然无恙，而且我还带回来一百多号兄弟呢。
师长心里乐开了花，他原本就盼着能靠关卡防线重建队伍，所以对刘家语那是赞不绝口，说没想到这么个文弱书生，竟然这么勇猛，真是年少有为啊。师长还为师部撤退时没通知到他感到挺不好意思的，连忙道歉。接着他又说，你先歇几天，我推荐你去中央军校深造，等你学成归来，我必定委以重任。
不过，刘家语心里已经铁了心要离开部队去找党，所以就随便找了个借口跟金师长说，打算辞职去武汉找份合适的工作。金师长听了后，再三劝他留下，但刘家语去意已决。看到这种情况，师长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，于是就喊来军需官，让他给刘家语80块大洋当作路上的盘缠。
淞沪大战是抗战里头规模最大、打得最狠的一场仗。根据战后中日两边公布的数字，日本那边出了30多万兵力，咱们这边则是70多万大军。伤亡情况是这样的：日本死了伤了98417人，咱们这边则是33万多人。单看伤亡比例，中日大概是3比1还多。不过，日军有飞机大炮的优势，咱们撤退时又吃了不少亏，被飞机炸、机枪扫，还被敌人追着打，损失惨重。但就算这样，日军也没占到啥大便宜。这事儿说明，虽然咱们武器不如人，但只要打法得当，攻守有序，还是能给敌人狠狠一击的。
刘家语在1938年新年那天，离开了六十七军，火速赶到上海。他根据自己参加淞沪会战的亲身经历，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写了份报告。在报告里，他讲了自己对淞沪会战的一些看法，希望我们党领导的军队能好好研究淞沪会战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。这份报告让周恩来同志很赞赏。
刘家语刚到武汉没多久，上头就下了道军令。六十七军和一〇七师被国民党给撤编了，剩下的人并到了一〇八师，还有部分被调去充实第57军了。
就这么一支优秀的队伍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。